中国画发展新途与古梅及大草的关系

一

2012年，南京艺术学院筹备百年校庆画展。在尘封多年的美院仓库里，我看到李小山老师1987年的硕士毕业作品，那是一张八尺整纸水墨人物画，气局不凡。而就在读国画专业硕士期间，他于《江苏画刊》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的《当代中国画之我见》，针对“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路”的说法，提出“当代中国画处在一个危机与新生、破坏与创造的转折点”。

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的李小山，不愿随波逐流去迎合繁琐而功利的职称评审程序，甘做“终身讲师”。直至十年前，处于南艺发展的需要，英明的校领导要送“教授”职称给几位在业界有广泛影响的教师，李小山名列其中。当人事处打来电话，请其填报有关表格时，他立即回绝“请转告校领导，若还要我填表，这个‘教授’我不要了！”…… 可能自硕士毕业后，他不再画中国画，至少我没见过。倒是在黄瓜园（南艺校园别称）里，经常见到孓然独行的小山老师，高高的身材拖着细细的影子，偏长的脑袋总是侧向右边，一副放浪不羁的样子。每每遇到他，我都会肃然起敬。我知道，在文人风骨几成绝响的今天，小山老师是硕果仅存的几人之一。好几次，我都想上前请教：花甲之年的他，对年轻气盛时所秉持的中国画看法是否有些许修正意见？但转念一想，等他老到八十岁时再问吧！

二

去云南永平画古梅，已是第三个年头。

江南的古梅，多是赝品。浙江天台山“隋梅”，树龄仅有220年左右。安徽琅琊山宋代“欧梅”，树龄仅有140年左右。在江南，清代的梅花，已属罕见。

国内现存古梅，大多在云南。我甚至想，云南或是梅花的发源地。

我常去的大理州永平县，有着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古梅，堪称古梅之乡。在仙宫佛刹，在荒山野岭，在村舍地头，他们老态龙钟，却生机盎然。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高龄，除了优越的地理与自然环境，一定还有神灵的护佑。我一株一株去拜谒，像拜谒自己的先祖，抑或深深信奉的神像，然后虔诚地拥抱着树干，贴耳倾听古梅发自大地深处的心跳！

杉阳镇阿腰寨那株唐梅，主干中空，仅剩下干瘪的树皮，摇摇欲坠，却支撑着繁硕的枝桠。去年我来写生时，八十岁的梅主人杨大叔，在梅下指着远处的山岭，豪气地说“这些山，都是我家的！”年年花相似，岁岁人不同，今年来时，老人家却驾鹤西去。杨家人明代自中原迁至此地时，古梅就在。一株老梅，见证了数十代杨家人的繁衍生息。

博南镇花桥村的元梅，是永平境内唯一一棵有文献记载的古梅。她横卧如龙，繁枝似须，被专家誉为“中国最美古梅”。据村民说，文革时有多人吊死在梅枝上，其中不乏怨屈者。十几年前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唐建、云南艺术学院的陈乙源来此写生时，树上常年栖住着一只公鸡与两只母鸡，公鸡居中，母鸡左右各一，日出下树觅食，日落上树栖息，大摇大摆，富足而悠闲。哎，谁又知道这株800年的元梅，经历了哪些风霜雪雨与悲欢离合呢？

博南山西麓悬崖上，一棵宋梅傲然独立，上为苍天白云，下为澜沧江水。这里远离人烟，与其相伴是一丛翠竹，两簇芭蕉。在四人合围粗的树干上，有一个深陷的火烧大洞，估计是某位饥寒交迫的山行迷路者所为，但他当时是否感受到老梅撕心裂肺的疼？

……

古人大概是没有眼福见到如此多的古梅。南宋浙江天台人陈景沂，童习辞章之学，及长遍游江浙、两淮、江西、湖南等地，留心于花果草木，晚年编辑大型植物类书《全芳备祖》。在书中，他说自己平生只见过两处古梅：一是成都三十里的卧梅，偃蹇十馀丈，相传唐时物也；一是清江酒家有大梅，如数间屋，可罗坐数十人。同样，历代画梅名手，如宋人扬无咎，元人王冕，明人陈洪绶，清人金农、吴昌硕，以及近代的齐白石，限于当时的条件，可能没见到如此多的古梅，否则一定会表现在他们的画作里。

云南归来不看梅。见了云南沧桑奇崛的古梅，便不想再画江南梅园里那些清秀生涩的“后生”了。北京唐建、刘曦林、陈平等，广州方楚雄，杭州王忠民，广西黄格胜，云南陈乙源，这些长于大写意的画家们从全国各地聚集到永平，汇聚到元梅树下，拜古梅为师，为古梅造像，画古人之所未见，开写意梅花之新境。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但齐心合力的一群人足可以改变世界，创造历史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三

篆、隶、真、行、草，我应该用何种书体笔法来再现这些形态各异的古梅？是继续循沿有清明国以来的篆籀笔法？还是另辟蹊径？在飞往云南的飞机上，在棵棵古梅下，在客栈的灯影里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。

当年李小山所解释的“中国画穷途末日论”一语成谶，四十年来中国写意画江河日下，溃不成军。举目全国美展，写意国画已是寥若晨星。各大美院能胜任大写意课的国画老师，更是凤毛麟角。面对此种现象，我们不能将其完全归咎于书法的缺课与综合素养的欠缺，更不应去责骂那些只擅长用毛笔画素描的美展评委，其主要原因是人们清醒地认识到，面对吴昌硕、黄宾虹、齐白石等座座高峰，倘若完全延续以往的笔法与途径，是很难或者说不可能超越的，所以转向学习西方绘画，以期对传统的中国画模式有新的突破。这本是无可厚非的！

那么，传统的写意画真的走投无路了吗？

我们不妨来看看画圣吴道子的学画之路。《历代名画记》记载吴氏“学书于张长史旭、贺监知章，学书不成，因工画。”“下笔有神”的吴道子，在名师指导下，竟然学书不成，是难以理解的。吴氏“好酒使气，每欲挥毫，必须酣饮”，熊秉明先生推测说，吴氏可能感觉自己在书法上很难超越张、贺二人，便用老师教的狂草技法去画画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吴道子是用大草笔法画画的先行者。

石涛诗曰：画法关通书法律，苍苍茫茫率天真。书法与国画，本同枝异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水乳交融，难舍难分。纵观美术史，书法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到国画。宋元之季，行书最为流行，草书次之。苏东坡、米南宫、梁疯子、赵松雪、倪云林、吴仲圭等，以行、草书笔法入画，逸笔草草，风流蕴藉。至明代，尤其是中后期，个性解放，大草复兴。陈白阳、徐青藤等草情简笔，变化万端，妙绝千古，开大写意画之新境。奈何至满清时，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的政治高压下，人们只得投向考据之学， 由此带动了碑学大兴，篆、隶、魏碑兴而大草隐，金冬心、赵撝叔、吴昌硕之流，以篆籀笔法入画，追求金石之气。民国以来，黄宾虹、齐白石等赓续此风，直至当今。不可否认，现在画坛耆宿，几乎都提是以篆籀笔法入画的实践与倡导者。

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学艺术样式，正如文学上的“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”一样，书法的五种书体在各个历史时期并不是均衡发展的。先秦篆书，两汉隶书，魏晋行书，南北朝魏碑，隋唐楷书与大草，宋代行、草，元代行书，明代行、草，清代篆隶与魏碑，一代有一代之兴盛书体。而当今发展最快的书体是什么？从近二十年的国展来看，显然是大草。大草适应了当下快节奏的社会发展趋势，为大多数书家所喜爱。当今社会，海晏河清，众安道泰，人们思想解放，思维活跃，恰如历史上的盛唐时期，是大草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。有人提出当今大草在某些方面将超越古人，并非妄言。

笔墨当随时代，既然篆隶入画已被清代、民国人发挥殆尽，那么我们为何不适应书法发展的新趋势，续接明人，用大草笔法来画画？

2021年元月云南古梅写生归来记

作者简介：

刘元堂，山东乳山人，现在南京教书。